男根焦虑理论

    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男性生殖器比其他时期的变小了吗?还是我们这个时代男性性活动能力在降低?还是当前男性性生活质量降低了?目前尚无研究表明男性生殖器的问题比历史中的严重，但是我们却比任何时期都更加关注男性生殖器。性及性欲一直被视为是生命的原始驱动力，是人天生的生理本能决定的，最多被认为是跟人的身体状况有关系。而性活动能力则被赋予男性尊严的意义甚至关涉到家庭地位，因此男性也比历史中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多地关注自己的性能力，也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压力大。很少有人把它跟人的社会属性联系在一起，这些壮阳药广告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表现出社会对男根的不满，小到一个男人为了在女人面前的面子，大到为了掌控家庭的主动权，更大到整个社会为了保全男人的控制力，男人普遍有男根焦虑。男根的象征意义绝对不仅仅是生理上的，更是社会意义上的。

　　弗洛伊德的研究把男根拉入西方公众的视野中，他特别强调性的作用，尤其是男性生殖器的作用。弗洛伊德提出阴茎妒忌、阉割焦虑等理论，把潜意识现象描述为由阴茎欲望引起的状态，并且断言所有的力比多(性本能背后的一种潜在力量)都是出于阴茎崇拜。弗洛伊德试图用阴茎解释个人乃至全人类历史，认为人类史前的男性祖先杀死他的父亲，是因为他父亲以威胁割掉他儿子们的阴茎来实施他对部族中妇女的独占，这一理论在他后来的《图腾和禁忌》中有了进一步的阐述，解释人类文明的起源。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西方女权主义者贝蒂·弗里丹、舒拉米斯·费尔斯通等借批判弗洛伊德的阳具中心理论，把对阴茎的分析从心理学的角度转向了政治，把阴茎定性为政治压迫和性压迫的工具。克德特说，我们生活在男性的世界中，这个世界时刻都在为阴茎地位的变化而战。有关性的真正的问题是权力之争。“人们从性的角度以男人的快乐与否为标准给女人下定义。”凯特·米利特认为“阴茎妒忌”是生物决定论的视角，是男性自我中心的表现。米利特在其《性政治》中抨击父权制，认为父权制是依赖于性活动中的支配地位和权力来完成的，米利特没有着重描述两性之间在生殖器官上的生理不同，而是重点谈论了在西方文化中，对这些生理差异的理解和诠释，开篇讲文学家哲学家笔下的阴茎被描写成权力、能力的象征，阴道则柔弱、虚伪、贪婪。苏珊·布朗米勒提出“阴茎即武器”，她认为强奸犯这种行为的关键不在性，而在于控制力。朱丽叶·米切尔认为生产、生殖、性及儿童社会教化是女性被压迫的四个领域。不过米切尔有别于其他女权主义者的是她同意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境是普遍存在的。拉康以阳具功效取代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恋母情结”。拉康在其《阳具的意义》一书中把阳具定义为男女两性都无法获得的、标志着完整(实际上是空无)的超验能指;然后他把“阉割”重新定义为两性进入语言世界后导致的“缺失”;另外他还把性别身份的获得解读为两性通过化装掩盖自己被阉割的事实，其中男性假装他拥有阳具，而女性则假装她就是阳具。拉康认为化装成阳具后的女性成了男性欲望的导因，因此所谓的“女性”从来都只是象征秩序内由男性主导女性配合的、为了迎合男性的欲望而形成的幻想，象征秩序内的人从来都不知道真实的女性是怎样的。

　　西方对男根的研究，不是关注男根本身，而是把它当成自己学术研究的载体和工具，女权主义的研究尤为明显，完全是把男根视为女性被压迫的根源。国内针对男根，零星有对生殖崇拜的叙述和阴阳哲学，不像西方形成严密的逻辑体系。

　　本文中的男根焦虑是指当前社会环境下，为了维持男性的尊严和社会统治地位，无形中形成的超出男性所能承受的生殖器大小、性活动时间长短以及勃起硬度的要求，最终以满足女性性需求为衡量标准的焦虑。男根焦虑的实质是对男性立命之本的逐渐丧失或者说男女地位逐渐平等产生的不安和焦虑。这种焦虑，不是某个个体的焦虑，不是针对男根本身的焦虑，不是弗洛伊德的“阴茎妒忌”、“阉割焦虑”，不是拉康语境中的“阳具功效”，也不是阴阳哲学中的“恐阴主义”，而是针对两性地位的变化不适应产生的社会性焦虑，这种焦虑更多的是表现在对男性的不满，集中表现在男根的要求上。壮阳药的广告所表现出的整个社会对男根的不满，深层原因是社会变迁下女性地位的提高，和人们对性生理学知识的知晓度上升带来的男权社会对男性社会地位的焦虑，是整个社会对失去男性统治地位的不安和焦躁，而非男性的生殖器不够威猛、性活动时间变短。潘绥铭研究发现，男性的性功能障碍主要是受社会因素的影响，通过目标变量与性功能障碍做回归分析发现，社区的涉性文化、受教育的年头、当地红灯区的影响和目前总体健康状况与男性性功能障碍显著相关，认为男性的性功能障碍其实主要是社会意义上的困难，女性则不那么明显。性功能障碍在社会意义上的困难，性别差异的背后是社会对两性性活动能力上的要求有所不同，男性对性问题更容易产生焦虑。

　　关于焦虑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从人格特征的角度探讨个体焦虑;二是用焦虑解释社会现象;三是身体社会学领域中对身体的焦虑，当然从广义上讲这属于第二类的范畴。存在主义哲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是较早关注焦虑的学者之一，他指出焦虑是人面临自由选择时所必然存在的心理体验，焦虑的产生与人的自我意识的形成和发展有关。再后来弗洛伊德提出焦虑的信号理论，他把焦虑跟力比多联系起来，认为焦虑是不能发泄的性冲动的反应，自我把它理解为危险的、有害的或者是不愉快的信号。卡伦·霍妮认为，焦虑产生的直接原因是人际关系的失调，卡伦·霍妮、弗罗姆等人相比较更重视个人赖以生存的环境、文化和社会等因素。存在主义心理学家罗洛·梅把焦虑分为正常焦虑和神经病焦虑，客观性焦虑是对环境中真实危险的反应，神经病焦虑是把危险的信息理解超出的正常的范围产生的结果。马斯洛则从人的需求层次来谈论焦虑，认为当人的基本需要不能得到满足时，会造成心理上的威胁，从而产生焦虑。社会学习理论学派从行为主义的角度入手，认为焦虑是通过学习获得的反应，认知焦虑理论的自我差异理论是情绪与自我评价间关系，社会支持理论则认为社会支持扮演着社会焦虑等不良情绪缓冲器的角色，这已得到大量实证研究的证实。国内有学者对转型期社会焦虑现象的特征和自身发展规律进行了深入研究，刚开始人们可能只是普遍存在着某些不安的心理倾向，如果不能及时被消除遏制，有可能会引起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感染，出现社会性的焦虑。夏学栾认为社会焦虑是相对剥夺产生的，跟别人比较后产生焦虑，并从个体焦虑、群体焦虑、组织焦虑和制度焦虑四个层面对转型期的社会焦虑进行了详细分析。郝宇青、张弓提出社会焦虑的类型中存在价值性焦虑，因价值冲突导致焦虑。还有学者指出，当前社会环境产生的急剧变化带给人的不稳定感和未知感，对社会转型和市场经济的不适应直接导致社会焦虑。华红琴、翁定军认为社会焦虑在社会学的研究中，有效地解释了社会现象，揭示了社会焦虑同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但社会焦虑在上述研究中大多是作为“中间概念”使用，并对焦虑的来源试图做社会结构性的分析。对于社会焦虑的来源大部分学者都归纳为社会转型时期急剧变化的社会环境，带给社会成员不稳定感，未知的因素带来心理上的不安。整体上，社会焦虑是社会成员不适应社会变迁下引发的社会文化冲突，产生焦虑感。

　　本文关心的是，在男女两性地位发生巨大变化的背景下，社会成员对此产生的不适感。在女性前所未有的参与家庭、经济、社会、政治等各个领域，实现自我价值和创造社会价值。很多女性进入原本是男性优势的领域，逐步打破男性中心的格局。壮阳药广告反映出的男根焦虑实质就是整个社会对两性地位变化的不适，这种不适即有男性对自身地位的焦虑，也有女性面对自身社会提高时需要自由选择而产生焦虑以及对社会统治地位变化产生的不安。新中国成立六十余年来，女性在教育、就业、政治和社会公共参与等方面都有提升，据《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主要数据报告》 结果显示，女性教育结构、城镇单位女性社会保障状况明显改善，性别差距在缩小;女性参与政治的意识和主动性不断增强;两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日趋平等，两性家务劳动时间差距在缩小。比如受教育情况中18~ 64 岁女性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8年，青年女性的受教育年限明显高于中老年女性。在我们原有的社会语境中，“巾帼不让须眉”是作为褒扬、歌颂新时代女性的，它能成为褒扬女性的前提是大家隐含一个共识：巾帼让须眉。巾帼让须眉是大家普遍能接受并认为是正常的，有少数巾帼能与须眉相提并论时，便歌颂和赞美巾帼;当巾帼普遍赶超须眉时，有悖于社会成员的常识，便产生焦虑。“巾帼不让须眉”的另外一个隐含的共识是：巾帼向须眉看齐是优秀，须眉向巾帼看齐是自降身价甚至自甘堕落。很少听到褒奖男性像女人，确切的说，如果哪个男人“娘们兮兮”，那一定是贬义的。如果哪个须眉如同巾帼般，必定是让人耻笑的。如前文所述，在男女二元对立中，与男性相关的象征意义处于较高的等级，高/低、理性/感性、事业/家庭、上/下、公/私、主动/被动等对应着社会中的男/女。

　　2012年2月，郑州第十八中学试行新校规，出台“阳刚男生”和“秀慧女生”的标准。3月，上海市教委批准市八中学开设“上海市男子高中基地实验班”，声称以培养“浩然正气、乐学善思”的男生为宗旨。理由是为了让男孩子更像男子汉，女孩更像淑女。两校的老师都表示，越来越多的孩子“中性化”，甚至男孩不像男孩缺少阳刚之气，女孩不像女孩过于豪放粗鲁，这是“性别教育”的缺失。当计划生育产生的独生子女政策影响着父母教育子女，对女儿少了很多束缚和规矩，对儿子多了关爱和情感交流。同时家长也越来越注重子女个性的发展和认同性格多元化，女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地表现出原本认为男性气质才具有的性格特征，男童也比任何时候都多地表现出原本认为女性气质才具有的性格特征。人们由此推出当前阴盛阳衰的结论，孙云晓等在《拯救男孩》的书中讲到男孩如何在应试教育中全面败落的事实，作者在否定应试教育的同时，从生物决定论的角度在给男孩“失败”寻找借口做合理解释，女孩优秀也只是因为女孩更擅长应付当前应试教育的考试罢了。

　　没有哪个研究表明男孩比以往糟糕，也没有研究表明现在的男孩比以往的应试教育培养出的男孩差。之所以会喊出“拯救男孩”的口号，并且有如此广泛的市场，是男孩没有以往那样处处比女孩优秀，甚至还自降身价表现出女性化的气质。前文提到的，夏学栾认为社会焦虑是相对剥夺产生的，体现在两性中就是男女之间横向的比较，结果是男性不如以往那样占据优势，从而产生男根焦虑。如同社会对男根的不满一般，也没有哪个研究表明男性的性生活质量降低，也没有哪个研究表明男性生殖器变小，也没有哪个研究表明男性性活动时间变短。传统的社会中，女性的性是为男人存在的。现在女性的性终于浮出历史的地表，与女性的性相比较下，男性的性主动权在降低，女性的性主动权在上升，男根焦虑正是在这种相对升降的互动中产生的。

文/沃文芝,等

《中国性科学》